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哪能讲呢,回来总归要回来的

哪能讲呢,回来总归要回来的   星期日周刊记者 戴震东

    和许多她的同龄人一样,在家她也是家务总管,费心操劳的事总是一件接着一件的,她说,是一代为一代。

坐有坐相,立有立相,声音不好响

    谢阿姨家里是宁波人,年夜饭的菜式也是宁波式的,海货居多。“宁波人规矩多,小时候我妈就老说,宁波小姑娘,粽子要会包,圆子要会做。宁波小姑娘,坐有坐相,立有立相,声音不好响。”谢阿姨笑着说,按这套说法,她的女儿是完全不合格的宁波姑娘了。

    宁波人在厨房里规矩也多,她母亲过去下厨,烧菜要用7、8口锅子,每个锅的用处是不同的,比如烧肉用砂锅,煎炸用平底锅等等,分门别类。后来她嫁到婆家后就没这么讲究了。

    宁波人过年还有一套仪式,除夕中午这顿饭是祭祀先人的,要供上菜、糕团,烧香磕头,方可开饭。磕头的时候还要讲出自己的心愿,不过谢阿姨很直爽地说,“这套我是不相信的。”

    当然,宁波式年夜饭最出名的不是菜,而是汤圆。谢阿姨说,宁波猪油汤团是用板油做的,不是一般的猪皮上的油,而是肚子里是肋排上面的油,油就是一整块的,香得很。在安徽的时候,她过年都要带几块板油回去做汤团。“不过现在买不到好的板油了,猪都瘦了,以前农村里散养的猪,那个板油好的不得了,我老公第一次到我家吃汤圆,就一直夸,怎么这么好吃呢。”

    在自家过年的时候,年夜饭谢阿姨是从来不用动手的,而结婚之后自然不同了。她自己第一次掌勺年夜饭也是在婚后。那时候谢阿姨从安徽回上海过年,大年夜、年初一都是住在婆家,年初二回自己母亲家里。新媳妇到了婆家总要在年底最忙的时候帮上忙的,而她手脚快,事情做得清爽也得到了婆婆的好评。值得一提的是,她的婆家口味是淮扬菜,谢阿姨嫁过去后则带去了一些宁波菜,比如芹菜炒鱿鱼,深得婆婆喜欢,以至于后来过年前婆婆都会说,“等小谢回来再弄”。

    因为插队的缘故,谢阿姨人生中的春节,有一小半都是在安徽过的。

    谢阿姨跟我们回忆说,插队的时候在安徽农村过年,农村里就是杀猪吃肉,全是吃猪的东西,还杀鸡宰鹅,那算是一年最好的时候了。所以当地人管过年就叫做“大吃”。

    当时生产队里每户有指标,半只猪要上交国家,是计划收购,如果两户人家关系好的就商量商量,合交出一只,另一只等过年就宰了两户人家分,安徽菜的味道偏辣偏咸,但还是很可口的。

    谢阿姨记得,过年的时候大队里各家烧各家的,如果有知青在乡下过年,家家户户会来请你去。“那个时候人情还是很暖的,如果你不肯去,他们一定会端菜过来的。”她回忆说。

    结婚的时候,谢阿姨一家已经到了城里,但当地过年的时候整个城市都是“空”的,菜场、商店都不营业,初来乍到的上海人不知道囤货,到小年夜一过就傻眼了。

    过年的时候当地人有腌制的习惯,咸肉、酱肉、香肠、灌肠、腌鸡鸭大腿都是少不了的,而且家家户户都会自己做的。那时候从别人家楼下走,可以看到每家窗户外几乎都挂着这些东西。皖北还有一道特色菜,是咸大腿蒸黄豆,是过年时候吃的,做法也简单,就是蒸饭的时候,饭上面铺一层黄豆,黄豆上面再摆一只咸鸡腿。

    当然,小地方的供应肯定不如上海,过年前菜场里也只有卷心菜、大白菜,偶尔有小青菜,价格也是“吓人”的。谢阿姨女儿爱吃大排和海鲜,当地都是没有的。水产摊位有带鱼卖算是很不错的了。

“我们这种情况算好的”

    当年,回上海过年也是一个选择,但对于谢阿姨来说,那也是个不容易的选择。

    每到了新年里,总是她们一家最焦虑的时候。不回上海吧,家里老人牵挂,腊月开始就一个个电话打过来问,一年往往就这个假期能见面,人之常情;回去吧——“不晓得车子多少挤,车厢条件多少差,火车票多少难买,一路奔波多少辛苦。”谢阿姨坐在位子上,一连串“多少”自然而然地蹦了出来,“急匆匆地往上海赶,也就吃上几顿饭,又要急匆匆地回去上班,这个,只有我们自己有数。”

    当时从谢阿姨居住的城市回上海,路途要一整天,先要坐长途车去合肥,再从合肥坐火车回上海,如果火车票没了,还要另想别的办法。而且大老远回来又不好空手。计划经济时期,上海什么都是拼票供应,谢阿姨在安徽反而还能从老乡那里收到一些麻油、猪油什么的,所以常常还要大包小包,有了孩子还要照看好孩子。如果火车票买不着坐票,那么一家老小……可想而知。“那个时候想家吗?”“哪能讲呢,回来总要回来的,但是路上太辛苦了。现在好了,高铁三个小时就到了。到底是国家进步了。”

    这个问题我同样也问了谢阿姨的女儿阿晶。阿晶说:“我肯定是想回来的,一来是上海都是亲戚,一大家子人,多热闹,我们在安徽就是三个人,什么事情都是三个人,而且当地人也会说,‘他们是知青’。还有一个我自己的原因就是以前我们那里白天没有电视信号,一放假就闷得不得了。”当然,当时对于只有几岁的孩子来说,反正好多麻烦事都不关自己的事。

    阿晶今年30岁,她生在上海,和爷爷年爱一起住到4岁,然后便去了安徽,直到20岁考大学回来,期间也就是寒暑假才回上海过。阿晶既能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,也会一口不露怯的安徽话。如今,她已经在上海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,结婚生子。

    对于那一代知青来说,谢阿姨对自己如今的生活状态已经很满足了。当年在安徽,与她相熟的知青有不少人返城了,也有不少留在了当地。“当年嫁给当地人的也不少,插队落户。我们那个时候怎么说呢,其实根本就不想结婚,实事求是说就想着要回上海的。当然,回城也要有条件,在上海要有工作,要有住的地方。很多人在当地已经有工作,所以也就留了下来。”她说。

    谢阿姨一家三口便在安徽住了二十多年。十年前,她女儿高考回到上海,她们便也回来买了房子,一家都搬了回来。“我们这种情况算好的,小孩回来了而且工作不错。我们身边也有朋友,可以说无论如何想方设法把小孩送回上海了,现在儿子要结婚,他们没办法只好把安徽的房子卖了,在上海付了首付,给儿子做新房。老人呢也知道,和媳妇住是难处的,老两口就搬回安徽去了,自己租房子,我们那里租一套才500元。怎么办呢,一代为一代,就是这样的。”谢阿姨很是感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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